台积电崛起（1）中国台湾的世纪豪赌
引言
春秋：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苔藓花园，好久不见。我是Morris的校友，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管理复合班的春秋，也是今天的主持人。
樊帅： 大家好，我是小苔花园和苔藓花园的主播，樊帅，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我也是北京大学价值投资课的助教。
大牙： 大家好，我是苔藓花园的听众，也是本期的主播大牙，在风险投资行业工作，也是一名价值投资爱好者，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系。
韦华： 今天的阵容太强大了，南开、清华、北大，正好你们三个组成了西南联大，而且是三个文科生。今天对垒我一个理科生，突然觉得轻松了，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苔藓花园的主播韦华。上期我们请的是榜一榜二两位大哥。这期我们特别荣幸请到大牙过来，你们猜猜请大牙的原因是什么？
春秋： 肯定是西南联大喽。
韦华： 不是，这次之所以请大牙过来，是因为大牙有一个非常打动我的故事。她听完了上一期台积电前传，里面提到Morris在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送给了他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你还记得吗？
春秋： 大家都记得，50股IBM的股票。
韦华： 对。大牙刚当妈妈，她在孩子满月的时候，就开始每个月给她的孩子买一股台积电和英伟达的股票，作为孩子的成长礼物，太有爱了。
大牙： 谢谢苔藓花园给我的灵感。
春秋： 太动人了，领先Morris 18 年啊。
韦华： 对，远远赢在起跑线上。
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考考大家，你们知道张忠谋名字的由来吗？
春秋： 首先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从谐音梗的角度上讲，应该不是跟孙仲谋，也就是那个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十万有关吧？
樊帅： 这梗太烂了，哈哈哈。会不会是来自《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韦华： 非常棒！张忠谋的名字是他爷爷给他取的，就来自于《论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特别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春秋： 感觉也是Morris人生信条的一个写照。
韦华： 是的，春秋，你还记得上一期讲到Morris拿到了一个无法拒绝的 offer 吗？
春秋： 印象深刻，让他失败了两次的博士之梦最终得以实现。
韦华： 是的，当时海总派Morris去斯坦福读电子工程的博士。Morris和中国台湾的渊源，也要从那个无法拒绝的 offer开始。在斯坦福读博士期间，他第一次碰到了来自中国台湾的同学。
在 20世纪60 年代初，美国的半导体大厂纷纷开始在亚洲建厂。Morris和来自中国台湾的同学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问你们，如果仅对比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去哪建半导体厂更有优势？
大牙： 香港是一个说英语的地区，相比于台湾而言，是不是更有语言优势呢？
樊帅： 我支持中国台湾。在 20世纪60 年代，英国还在管香港的时候，那会儿英国在搞精英制，其实大学生要少很多，港理工应该是等到 70 年代才成立。
韦华： 是的，当时Morris就因为香港没有工科，所以去了美国读工科。Morris也觉得去中国台湾建厂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他回忆小时候生活的香港，感觉更像一个商业城市，而不是一个工业城市。
但是 TI 在亚洲建立的第一个厂却是在日本。“二战”之后，美国认为一个强大的日本会比一个落后的日本对美国的帮助更大一些。“一战”之后，因为《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处罚有点太严厉，导致德国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弹，所以这次吸取了一战的教训。
这次 TI 想在日本先建一个厂，但是日本政府却要求必须让日本有 50% 的股份，必须用合资建厂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在汽车行业，一直到特斯拉来中国之后才打破了这个规律，之前都是要求必须和中国合资的。
TI 有很多半导体专利在手，所以当时海总就威胁日本政府说如果你不让我们独资建厂，我就不给你基尔比集成电路的专利授权。两方一时就卡在这里，然后这时那个聪明的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就出了个主意，他劝说TI：“你们可以先同意政府的要求，我跟你们走一个形式，不需要跟我们政府对着干。我们合作，我真实投入 50% 的资本进来，我有信心说服政府让你们独资，但需要几年时间，那时我再把股权卖回给你们。”
用这个办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当时 TI 和索尼合作办了一个半导体厂——鸠谷封装测试厂。
大牙： 韦华，解释一下封装测试厂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韦华： 封装测试是说，晶圆拿到手之后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裸芯片，我们叫Die（裸片），从 Wafer（晶圆）切割成Die，把这个芯片切下来之后贴到一个基座上面，再用金线把芯片和引脚键合。一颗芯片可能会有十几根引线这样引出来。最后再密封，用一些金属帽或者陶瓷密封。整个工艺流程，就叫做封装。
然后再测试一下这个芯片能不能用？这个过程叫做测试。所以其实它的要求很简单，就是需要你的手一定要利索，眼睛一定要明亮，这样良率就会更高。
大牙： 听起来是个很精细的活。
韦华： 对，所以盛田昭夫那个时候悄悄跟Morris说，你会为咱们合作的半导体厂的良率感到惊喜，因为我们日本女生的手小。
大牙： 秘密武器。
韦华： 对，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
春秋： 黄种人在技巧型运动上的优势确实跟这个也能对得上。
韦华： 对，所以我们天生适合打乒乓球。日本厂是 TI 在整个亚洲的第一个厂。但因为半导体需求太旺盛了，夏伯特就问Morris还可以去哪里建厂？
Morris就说去中国台湾看一看，所以在 1968 年的夏天，夏伯特就和Morris来到了中国台湾。这也是Morris第一次来台湾。他们住在中国台湾最有名的圆山大饭店。
春秋： 知名地标。
韦华： 对，圆山大饭店风水特别好，它坐落在剑潭山的山腰，前临基隆河，后倚阳明山。它是一座 14 层的宫殿式的建筑，红柱金瓦，雕栏画栋，勾心斗角，极尽奢华，是当时台湾省最好的一个饭店。不过听说现在有点落伍了。
春秋： 毕竟有时代限制。它应该是宋美龄主导兴建的，所以当时那边的顶级外事活动，还包括本期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那里。
韦华： 感觉有点像你家附近的友谊宾馆。
夏伯特人高马大，他一来台湾省之后就特别受不了，说这里的车也小，床也小。最让他不能忍受的，你们知道是啥吗？是吃。他看到台湾人吃牛排的时候居然蘸酱油，他觉得忍无可忍。
樊帅： 是有点抽象啊。
韦华： 他自己点了份牛排，上来之后，服务员也给他淋了一圈酱油在上面。美国人夏伯特很受不了，而且他也比较狂傲，甚至在餐厅里面大声地说，“老蒋死了之后，这块地方会怎么样呢？”这让Morris惊出一身冷汗。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伯特和Morris第一次见到了当时中国台湾的经济部长李国鼎。
樊帅： 我们今天第一个比较重磅的人物登场了，这期我们会碰到的很多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title。李国鼎的 title 是台湾科技教父。
韦华： 人家叫国鼎嘛。
樊帅： 对，名字起得好很关键。李国鼎年纪更大一些， 1910 年出生在江苏南京，但他祖籍是江西婺源的。
韦华： 朱熹的故乡。
樊帅： 他6 岁开始念私塾，9 岁熟读四书左传， 20 岁拿到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然后当了4年中学和大学的老师，之后远赴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读博士。抗战爆发后，他直接放弃了博士学位回国参与抗战。
1948 年直接受派到了台湾，然后 1968 年这个时间点，他是中国台湾的经济部长，我们这期会出现好几个经济部长。他从政一生最重要的功绩之一，就是推动建立了“加工出口区”。
韦华： 类似咱们早期的经济特区。
樊帅： 对，主要是搞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这就是科技教父大概的一个生平情况。
韦华： 但这次夏伯特和Morris见了李国鼎之后，似乎不是特别愉快。夏伯特上来就一顿抱怨，他说：“你们这块地方，为什么到处都是盗版书？到处都是冒牌表？知识产权保护做得也太糟糕了。”
他还向李国鼎表达不满：“你给我们安排的那个厂址居然在我们竞争对手 RCA 旁边，这是对我们极度的不尊重。”
李国鼎听完之后，脸色铁青，喊道：“知识产权不过是你们这些帝国主义欺负我们落后地方的武器！”所以这一次会议不欢而散。
春秋： 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人生若只如初见”，但往往结尾都不是什么好故事。咱们这回的故事算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结尾，但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印象反而是真不怎么样。
韦华： 在这个时候，新加坡主动邀请夏伯特来建厂，说：“你们在中国台湾碰到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这边不仅保护知识产权，而且厂址你随便选。”
大家觉得和中国台湾相比，那时的新加坡还有什么其他优势吗？
大牙：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就是英文，所以肯定语言交流上有很大优势。
韦华： 大牙总是关注语言这一块。
樊帅： 哈哈哈，天赋点在这。我最近刚好看新加坡比较多，1968 年这个时间点，应该刚好在新加坡最愿意吸引外资建厂的一个政策窗口期。
因为那个时候，新加坡刚被踢出马来联邦，这年又赶上一个英军撤军，英军的驻军基地原本贡献了新加坡 1/ 5 的GDP，这一撤军导致大批的就业岗位撤离，所以在这个点上，政府开始下猛药，出政策，想找新的增长点。其中之一，叫拎包入住政策，用非常低的价格提供厂房吸引外资，这也是当年新加坡的一个国策。
韦华： 李光耀总是有办法。于是，TI就在新加坡建立了整个新加坡第一个封装测试厂。不过半导体的需求还是持续旺盛，李国鼎终于反应过来，不再去计较，要不然全都被新加坡给截胡了。所以第二年， 1969 年，李国鼎答应了夏伯特所有的要求，同意 TI 在中国台湾建厂。
而Morris在之后就任TI 半导体集团的总经理，每年他也会来一次中国台湾，时间很短，一到两天。但直到此时，Morris对中国台湾的了解都非常少，而且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毕竟那时还是非常落后的地方嘛。
春秋： 现在问题是不止Morris对 20世纪70 年代的中国台湾没有了解，我们也没有太多概念，除了知道那边吃牛排蘸酱油以外。
第一章：台湾省的豪赌
韦华： 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咱们中国台湾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国台湾也是风雨飘摇，因为在 1971 年的时候，中国台湾实际上是被赶出了联合国。随后，最重要的一个盟友日本跟他们断交了，这件事情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在此之后整个中国台湾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外交，而且老蒋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大行了。所以在第二年，1972 年，任命小蒋为所谓的行政院长。
小蒋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准备励精图治，决定好好大干一场。正准备大干的时候，又碰上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都崩了。在这种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你们觉得小蒋会怎么办呢？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突围呢？
大牙： 学习新加坡全面开放。
韦华： 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即使开放，别人也不一定会来呀！
春秋： 全面开放还依据于上面有更高层面的政治改革，但以他一个新人上位的情况来讲，这个方向其实真的是挺难的。
樊帅： 抱歉，我最近复盘经济，碰巧看到了答案。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中国台湾和日本都做得不错，中国台湾的答案是“大上基建”。
韦华： 日本的答案呢？
樊帅： 日本其实是从劳动密集型快速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所以日本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时候，过得就很舒服了。股票市场都是涨的。
韦华： 这样啊。小蒋确实最后选择了樊帅的办法。大干基建，推出了十大经济建设，喊出了一个简单的口号。
春秋： “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樊帅： 真够简单的。
韦华： 对，有点像Morris说的，简单的语言，真实的情感。口号一定要简单，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那他们做了什么呢？
首先，集中在三个基础领域做建设，一个是交通，一个是重工业，一个是能源。在交通领域，他们在整个台湾岛修了南北贯通的高速公路。
春秋： 打通了任督二脉！
韦华： 现在咱们熟知的桃园机场也是在那个时候建设出来的，还有港口，交通这块主要有六个项目。重工业这块成立了三个巨无霸公司，一个造船厂，一个钢铁厂，一个石油石化厂。能源这块主要造了一个核电站。
大牙： 那个时候有没有半导体呢？
韦华： 那个时候可能半导体过于先进了，还没怎么被他们所知晓。但不管怎么说，十大建设挽救了中国台湾，稳定了整个中国台湾的经济，也奠定了未来经济腾飞的基础。但十大建设是需要大量的钱的，李国鼎此时已经从经济部长转任到了财政部长，一心帮忙筹钱，最终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心脏病犯了，大概在 1976 年的时候就转岗到了行政院，负责管科技这块。所以李部长变成了李委员。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牛人新任经济部长。孙运璇，山东人，毕业于哈工大的电机系。孙运璇上台后，力排众议，建立了一个财团法人单位——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
大牙： 这也是一个蛮新的概念，能不能介绍一下什么是财团法人单位？
韦华： 中国台湾的财团法人，简单讲就类似 NGO 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股东不分红的一种组织，主要靠拨款或者捐款。
孙运璇做工研院的核心目的，就是想带着中国台湾从劳动密集型转型到技术密集型。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把工研院打造成整个中国台湾工业企业的研发机构，帮助工业企业做一些有市场价值的深度研究。
大牙： 似曾相识。
樊帅： 有价值的深度研究，就是苔藓花园嘛。
韦华： 对，就和我们苔藓花园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我们苔藓花园是没有薪酬的，哈哈哈。他们是突破了政府体制的限制，可以给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薪酬去揽才。我们是靠爱发电。
樊帅： 那还是个挺有特点的治理结构啊。
韦华： 1973 年，孙运璇就把经济部管辖的三个研究所，化工研究所、矿业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三所合并成工业技术研究院。在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工研院和半导体关系还不大，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1974 年的2月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美国 RCA 公司研究室的主任潘文渊正在台湾出差，他在上海交大的老同学，也是当时中国台湾“行政院”秘书长费骅就约他一起吃个早饭。“老潘，来都来了，一起吃个早饭。”费骅说，“我找几个小伙伴一起陪你吃。”所以他又约了 5 个人，约在了一个叫做小欣欣豆浆店的地方。
大牙： 小欣欣豆浆店，特别亲民的名字。
韦华： 结果一来，发现那 5 个人可不一般，那5个人中有当时的经济部部长，就是孙运璇，还有当时的交通部长、工研院院长。都是高官在这边作陪。
大牙： 这么多大佬云集。那么这个潘文渊又是何方神圣，能约这么多大佬吃饭？
樊帅： 我们今天第二个重磅人物就登场了，他也有个title，他叫台湾半导体之父。
韦华： 刚刚李国鼎是什么？
樊帅： 科技教父。潘文渊比李国鼎小两岁，他 1912 年出生在江苏苏州，也是在江苏出生。 1935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本科毕业。
春秋： 长者的直系师兄。
樊帅： 对。他应该是同系的亲师兄。当然了，我们今天会看到大量的人物都是电机系相关的校友。
1937 年，潘文渊公费到斯坦福大学读博，3年后，在斯坦福拿到了电机博士的学位。但此时“二战”开打，他就滞留在了美国。据他四叔说，他在雷达的发明和技术迭代更新研发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二战”一结束，他就当选了美国工程院的院士。
韦华： 哇，这么了不起！
樊帅： 之后他从 1945 年开始一直在 RCA 工作，工作了 30 年，直到1974 年……
韦华： 2月 7 号这一天。这天，在小欣欣豆浆店发生了一场特别精彩的对话。经济部部长孙运璇疯狂求教潘文渊，以期解决他那个最难的问题。
樊帅： 电子表好。
韦华：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对话，堪比当年刘备和诸葛亮的隆中对。
春秋： 孤之有文渊，犹鱼之有水也。
韦华： 孤之有春秋，犹鱼之有水也。哈哈哈……这场对话非常经典，孙运璇听完之后当即拍板，把半导体作为中国台湾的破局点。
三个月之后，潘文渊再一次来中国台湾出差，他把自己锁在圆山大饭店的房间里面，锁了整整两周，写出了《发展中国台湾电子积体电路技术计划》，简称“ IC 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面，他详细写出了具体应该怎么做。比如，用 600 万美元先获得半导体技术，不只是获得一个孤立的制造或者设计技术，而是从半导体材料、电路设计、系统集成到光掩模的设计，把整条产业链全部复制过来，先学会，然后再转移到中国台湾的工业界，孵化出本地的工业企业。
春秋： 确实是一个有战略也有战术的隆中对。
韦华： 对，所以孙运璇看到计划一个月之后，就在工研院成立了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也就是电子中心，正式启动了“ IC 计划”。又过了短短一个月，中国台湾就批准了 1, 200 万美元的预算。
“IC 计划”，主要有两大任务：
一，600 万美元购买技术；
二，600 万美元建一座示范工厂。
当这个计划发布之后，就必须广招天下豪杰了。于是“求贤令”刊登在各大报纸上。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秦孝公。因为诸侯卑秦，所以秦孝公要血洗耻辱，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求贤令。当时天下士子看完这个求贤令之后就纷纷入秦。而电子所这封求贤令出来之后，也是天下士子纷纷入所，来了很多像商鞅一样的人物。
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是新竹交大电子系的主任胡定华，他毛遂自荐就任了电子中心的副主任，主持“IC 计划”。在美国读完了博士的杨丁元、老史（史钦泰，因为大家都称他老史，所以我们也叫他老史）、章青驹这三个人先后也加入了电子中心，这4个人背景类似，都是毕业于台大电机系，科研能力极强，所以他们4位被称作“工研院F4”。
樊帅： “工研院 F4” 这个名字也很台湾啊。那我先介绍一下工研院道明寺，胡定华，这是四位的大哥。胡定华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1943 年，他出生在成都，他老爸是之前国民党的空军中将。本科和另外三位一样，都毕业于台湾大学的电机系，硕士毕业于新竹交通大学电子系，这是一所和上海交大同源的学校。
1970 年，他拿到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电子工程博士，然后就回到新竹交大当老师，直到1974 年，看到这封求贤令加入了工研院。
另外三位，杨丁元、老史，还有章青驹，他们都是台大电机系的师兄弟，也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电机系读博期间的师兄弟，还跟着同一个导师。
韦华： 天下世子纷纷入所，人才有了，接下来就开始招标了，需要购买半导体的知识产权。他们运气很不错的，因为在1974 年到 1975 年，整个半导体行业衰退，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大多有现金压力，所以工研院电子中心就向美国14 家半导体电子厂商发出了合作的邀请，像RCA、仙童、GI，大概有 7 家公司都来投标了。
大牙： 这里面有 TI 吗？刚刚我们提到了TI，这个时候Morris在做什么呢？
韦华： Morris正带着 TI 打两场 MOS 战役，就是 DRAM 和 CPU 的战役，而且TI在Morris的带领下是绝对不会卖技术的。Morris当时也收到了邀请函，然后直接拒绝了投标。
最后RCA中标了。电子所之所以选择 RCA 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 RCA 在中国台湾其实已经有自己的子公司了，和台湾一直都有往来，名声比较好，信誉也比较高。第二，RCA 愿意帮助训练 10 个设计工程师。它是 7 家中唯一愿意训练这么多工程师的一家公司。
春秋： 授人以渔的事。
韦华： 第三，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CMOS 技术，在7家里，只有RCA和仙童有。
大牙：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那为什么当时中国台湾会选 CMOS 这个方向呢？
樊帅： 当时主流技术应该是更简单、速度更快、也更便宜的 PMOS 吧。
韦华： 对，樊帅还懂技术呀。最近我听到一期海外的播客，叫 a bit personal（有点私密），播客采访了Rick Tsai（蔡力行），问他当时中国台湾为什么选CMOS？Rick Tsai说lucky。虽然他这样说，但我觉得肯定不完全是这样子的，技术路线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举个例子，在新能源车上，我们国家是可能比较lucky，选择了锂电池。但我刚入行，还在券商研究所的时候，我们主推的其实是日本的燃料电池技术，选择氢作为新能源车的主流技术。
春秋： 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自动驾驶。特斯拉一直坚持的是纯视觉路线，不用激光雷达，但是以华为为代表的车企走的就是另外一条不同的路线。
韦华： 对，所以科技树的分支走错了，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当时的中国台湾选择 CMOS 是不是真如Rick Tsai说的纯运气呢？
其实不是的，因为在 1976 年的 1 月份，潘文渊特地为了这个问题，跑到德州去拜访了Morris。
归老师在我们公众号的文章上说，我们要找到能量密度最高的人。Morris无疑是当时华人圈里在半导体行业能量密度最高的人。潘文渊问Morris，CMOS 是不是最有希望的 IC 技术？Morris简明扼要的回答他，是的。因为 CMOS 功耗最低，因而不选择 NMOS 和 PMOS。功耗最低这个指标在将来是最有作用的，也是最有竞争力的。
Morris这个答复其实是中国台湾购买 CMOS 技术的最后关卡。因为在仅仅一个月后，工研院就和RCA签订了集成电路技术移转合作合约，买下了RCA整套的 CMOS 技术，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从 IC 设计、光掩膜的制造和设计、晶圆的制造到封装测试，甚至包括应用与生产管理全都涵盖其中，还有不可或缺的将近 330 人次的一个训练名额。
樊帅： 不完全是运气，这是问过大师的。
韦华： 又一个月之后。他们选出了一批年轻的工程师，大概有 19 人，分成4队赴美，去 RCA 学习半导体技术。
当时 F4 里面的胡定华，留在本地负责建新厂。杨丁元作为总领队，负责设计小分队。他当时队员中，有一个成员叫蔡明介，就是现在联发科的董事长。老史是负责制程的领队，曾繁城（F.C.）和陈碧湾是队员。曾繁城后来是台积电的总经理，陈碧湾是台湾光罩的创始人。曹兴诚也在老史的队伍中，但他学的是管理。老四章青驹，负责测试的领队。他们四个人各自有重任在肩。
春秋： 这也谈得上是台湾半导体的黄埔军校。
韦华： 是的，还有一个设备小队，队长是许健。整个团队平均年龄大概只有 28岁，都是一帮热血志士。出发前，孙运璇开了一场誓师大会，他的演讲非常精彩。
春秋： 他是这么说的：“30 年前，我去美国取经，学习现代电力。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撤离了台湾，破坏了台湾所有的电网和设备，让人民陷于黑暗之中。我仅用 5 个月就恢复了台湾 80% 的电力。内无愧于心，外无愧于民。尔等此次取经，人民节衣缩食，举全岛之力送你们出去，把希望托付给了你们。你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韦华：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八个字也让这些年轻人热血沸腾。他们学习非常刻苦。无论晚上和周末，都在工厂里面疯狂工作。这把当时 RCA 的员工吓到了，甚至一些 RCA 的员工还去投诉他们。太卷了！
他们记录了工厂里所有能记录的一切，哪怕是一张小小的桌子、角落里面的一个凳子，他们都记录下来什么样子，企图 100% 复制。
因为他们基本都是博士，而且是最厉害学校的博士，而 RCA 的员工反倒没有那么高的学历。所以当 RCA 自己碰到很多问题时，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反而帮助他们解决了非常多。这帮年轻人不仅仅取得了真经，甚至在某些领域还超越了老师。
在地球另一边，正好Morris收到费骅的邀请，请他去台北参加近代工程技术讨论会。这个近代工程技术讨论会就是潘文渊和费骅他们一起主持的。当时因为中国台湾的科学技术比较弱，爱国人士潘文渊特别热血，他将在美国最优秀的一批华人组成了一个顾问团，每隔一两年就请去中国台湾传播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想法。这是一种非常无私的奉献。
今年恰巧就邀请了Morris来台北。Morris当然也住在圆山大饭店，但和上一次潘文渊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一样。Morris是把自己放在游泳池旁边，一边看着比基尼美女一边写出了演讲稿《电子表》——巧的是，他讲的电子表正是潘文渊此前说过的应用方向。
Morris第二天的演讲非常精彩。有人问Morris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精彩的演讲。Morris说，他以前也不会演讲，只会做presentation，就是讲论文。后来在 TI 工作的时候，他问他的领导要怎么做演讲。领导就告诉他：特别简单，tell something you know。这是唯一的技巧，只讲你会的东西。
樊帅： 大道至简。
韦华： 这也非常符合Morris的性格特点，所以他在演讲里面就讲实实在在的干货，阐述了世界级的科技公司如何有计划地推出新产品的过程，获得了大量的称赞。
大牙： 我很感兴趣，能不能具体讲讲 TI 当时是怎么做的？Morris给他们介绍了哪些经验？
韦华： 稍微有点枯燥，但是理解了这一段，就能理解一个科技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做电子表这件事情怎么开始呢？首先做市场调研。这个市场调研将需要决定他们要生产的电子表，性能要求大概是什么？设计大概是什么样子？以及特别重要的是最好卖的价格是多少？最终他们把价格定在 20 美金左右，因为这个价格倒过来推，预计会获得足够的销量和利润。这些事情都敲定之后，再开始动员公司内部的研发、工程、生产等部门，协同把这件事情推起来。
这场演讲被当时的委员李国鼎所欣赏。李国鼎瞬间就变成了Morris的小粉丝，此后也成了Morris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听完演讲，李国鼎说，我一定要和这种世界级的科技公司建立关系，而 TI 就是这样的公司，Morris正好是这样的高管。所以第二天他就赶紧约Morris吃饭，并且以后每次Morris来中国台湾，他都会请Morris吃饭。每次李国鼎去美国访问，也会请Morris吃饭。
大牙： 李国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算高官了，但是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他非常认可的人。
韦华： 对，因为李国鼎对Morris的这种亲密支持，Morris也认为这次演讲很有意义。他说：这才是我和中国台湾关系真正的开始。
春秋： 所以我们平时要多讲啊。
韦华： 哈哈，你在内涵苔藓花园。
樊帅： 哈哈，欢迎我们的听众们，有人愿意请我们吃饭的，我们也很愿意去。
韦华： 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第一座 IC 示范工厂动土新建了。
8月底的时候，电子中心的老主任退休了，胡定华就变成了电子中心的一把手。动工之后3个月，示范工厂就完成了安装，并且做出了第一颗芯片，他们叫 CIC 0001。这四位数表示着以后至少会设计出 9999 款不同的芯片。
这个芯片很有意思，它其实是要用在军工上，在高空中用以精准控制的。当时的中国台湾为了做一些反动宣传，就靠着空飘气球飘到祖国大陆，一按按钮，芯片就控制释放反动宣传单。然而，这一次的释放失败了。所以我们戏称这个 CIC 0001 是款爱国芯片，它宁愿自毁也不愿意发放反动宣传单。
虽然芯片使用上是失败了，但是这一次也算走了流程，算是练了兵。之后真正的产品才能出来。
这是一座 3 英寸的晶圆厂，制程是 7.5 微米，周产能大概4K，一年产能大概20 万片，大家记住这个数字。你们还记得这个厂投了多少钱吗？
大牙： 1200 万美元。
韦华： 加上技术转让一共那么多，只建厂是 600 万美元，对吧？所以一个 3 英寸的厂是需要 600 万美金的。今天，台积电最新的厂，建一个厂就要200 多亿美金。
再考考大家。那个年代，一片晶圆是 3 英寸。现在我们的晶圆是多少英寸？ 12 英寸，从 3 英寸到 12 英寸，上面的芯片数，你们知道大概多了多少倍吗？
春秋： 这就是一个面积的变化，圆形的面积公式，直径翻了 4 倍，那其实面积应该是翻了 16 倍。所以芯片数多了4倍。
韦华： 非常正确，那好，我再问你，一块芯片那个时候的制程是 7微米，现在我们中芯国际生产的芯片最先进的制程是 7 纳米。制程从 7 微米到 7 纳米，一块芯片上面的晶体管的数量多了多少倍？
春秋： 我还是先把简单的部分做了， 7 微米到 7 纳米，就 10 的- 6 到 10 的-9次方，这是 1 000 倍。一千倍。但下一步怎么计算这个晶体管在制程改变下的数量多少？
樊帅： 也是平方吗？
韦华： 对，晶体管的数量多了 100 万倍。摩尔定律有多可怕？
这座示范工厂非常优秀，这座工厂的良率上来就达到了80%，而 RCA 技术转移合约保证的良率其实只有17%。RCA他们自己的良率也只有70%，这下麻烦了。训练好了徒弟就要饿死师傅了。
这么高的良率，生产出了这么多芯片， 20 万片，怎么办呢？他们之前没有销售能力。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上好大学的意义再一次体现了出来。
老史在台大电机系时有一个室友，他是一个香港人，叫祝伟忠。祝伟忠在香港做电子表的总装，也确实需要电子表的芯片。老史就求着祝伟忠说，我们正好能生产电子表的芯片，你要不要买一点？祝伟忠说，我们是老同学，那我就买一点。结果这哥们一下单就是 10 万片。可见，在大学的时候维护好寝室关系很重要，哈哈哈。
樊帅： 下限可以保命，上限可以赚钱啊。
韦华： 是的。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中国台湾就成为了全世界第三大电子表的出口区。你们知道前两大是哪两个地方吗？
春秋： 肯定也在东亚。
韦华： 应该是日本和香港。香港做总装嘛。
春秋： 他室友能做生意，那当地应该有这个产业。
韦华： 对，他室友卖的钱更多一点，芯片只是表的一部分。所以很容易理解，香港电子表出口比中国台湾还大一点。
春秋： 看过一些回忆那个时代的书，什么从香港水货来的电子表，在大陆也可以卖得很好。
韦华： 对， RCA 在远东的电子表业务就节节败退了，最终退出了电子表市场。
春秋： 这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
韦华： 电子中心也成为了整个工业院唯一盈利的单位，所以在 1979 年的 4 月份，电子中心正式升级为电子所。
春秋： 不只是男人要腰杆子硬。一个机构、一个单位也是赚钱了之后，腰杆子就硬起来了。
韦华： 对。 F4 的首领胡定华就任电子所所长，老二杨丁元任电子所电脑中心主任，而老史任 IC 中心主任， F4 全线升级了。
电子表芯片大获成功之后，这个示范工厂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就应该开始按照之前工研院的计划，开始反哺工业界了，所以在 1980 年的5月 1 号，联华电子公司成立了。
樊帅： 1977 年到 1980年， 3 年时间把联电给憋出来了。
韦华： 憋了个大招。
樊帅： 联华电子之所以叫联华电子，是因为它的投资人的机构名中都带华，比如像中华开发、华泰电子、光华投资、华新丽华，然后把这些华联合在一起，就是联华电子。
韦华： 原来如此。
春秋： 简单粗暴有效。
樊帅： 联电转移了工研院电子所所有的制程技术和电路设计产品，包括电子表的IC、电话的IC，还有圣诞音乐贺卡的IC。
韦华： 咱们小时候送贺卡，一打开来会唱歌的那种？
樊帅： 对对，可能 00 后都没见过的那种东西。
不仅技术转移，还有人员转移。
韦华： 对， 38 位员工。联华电子成立之后，也要新建一个工厂。这次工厂进行了一次升级，晶圆的大小从 3 英寸升级到了 4 英寸，然后制程也从 7.5 微米升级到了 3.5 微米。接下来就是募资，政府答应出一半，工研院的院长方贤齐任董事长，负责民间募资。将来 Morris 也是一样，也要负责民间募资。
最终，政府拿了 70% 的股权，其中还有 15% 的技术股，总投入大概是 900 万美金。记住联电的总投入才 900 万美金。联电的这一套成了工研院衍生公司的标准模式。虽然后面的公司略有不同，但目前这种模式算是成功了。
在同一年，发生了另一件比较关键的事情，新竹科技园成立了。联华电子成为了第一家入驻的企业。新竹科技园后来非常成功，也成了一个中国台湾半导体行业的生态圈。
樊帅： 对，这甚至出现在我们小时候的历史课本里。
春秋： 说了这么久台湾的前前后后。让我们回到我的老校友 Morris 身上吧。
韦华： 好的，冷落主人公很久了。1980年， Morris 和李国鼎在美国聚了一次。李国鼎跟Morris说，“Morris，海总身体不大好，有病危的风险。”Morris一震，李国鼎顷刻间就明白了。他就问Morris，“你是不是不在 TI 的核心圈了？这个消息不知道？”Morris只得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李国鼎这时候就非常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
1981年，第二年的年初，李国鼎想向夏伯特借用Morris两个星期，让Morris给中国台湾电子工业提提建议。夏伯特说，不行，我们Morris有非常重要的新工作要做，他要做我们整个 TI 的品质总监。那个时候Morris其实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没多久，李国鼎再次提出要求，夏伯特觉得烦，就答应了。
接下来两周的时间，Morris就为委员李国鼎做了关于中国台湾电子工业的调研。
调研过程中，李国鼎安排的规格特别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所有陪同Morris调研的人全都是当时的高官，有电子所所长，工研院院长、交通部部长、电信研究所的所长，还有经济部、财政部的部长这些人物。他们一起调研了整个中国台湾 13 家工厂和2个实验室。此外，每天吃的住的也都特别好。
大牙： 最高规格接待。
韦华： 所以Morris也想不辜负李国鼎的期望，特别认真地写出了所谓的强岛五策。但李国鼎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樊帅： 政治家还是政治家。
韦华： 哈哈哈，此时此刻的Morris还是不大懂政治，所以才会在 TI 一路因为政治斗争走下坡路。回到美国之后，他很快拿到了3个来自中国台湾的offer，有2个是来自于行政院长孙运璇。
孙运璇说：Morris，第一，你可以做我们整个行政院的科技顾问；第二就是做工研院的院长。李国鼎说我也给你个offer，我想搞一个创投的大基金。
樊帅： 他要搞大基金。
韦华： 对，他说：Morris，你可以过来跟别人共同负责这个大基金项目。Morris非常心动，但是这个时候理性提醒他，TI 的期权太多了，这个时候走太可惜了。所以Morris直接向彪希请求：“能不能把我的薪水停了，但是职位留着。这样子，我可以等期权兑现的时候再走。”
樊帅： 算盘打得很精啊。
韦华： 这不是很精，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把停薪留职这件事情说出来，对吧？Morris是个非常坦荡的人，他没有任何的阴谋，当然彪希肯定不同意了。所以Morris就告诉李国鼎说，时机未到，等我的期权到期。
时间来到1983年11月。Morris在10月31日拿到期权， 11月1日就离职了。他打电话给李国鼎表示自己是自由之身，但奇怪的是，李国鼎没有当时给他回应。
大牙： 那还蛮奇怪的，李国鼎之前不是非常主动联系Morris吗？为什么这一次变得没有回应了呢？
韦华： 对呀，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欲擒故纵吗？渣男。哈哈哈。
其实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台湾正在为是否继续发展“VLSI 计划”而争论不休，李国鼎也特别犹豫。
春秋： “VLSI 计划”是什么？刚才不一直在谈那个 1200 万的“IC 计划”吗？
韦华： 你记得我们上一期里面提过MSI、 LSI 和 VLSI 吗？这就是所谓的VLSI，MSI 是指中型规模的集成电路，LSI 是指大型规模的集成电路，VLSI 自然就是指超大型规模的集成电路。
春秋： 中杯，大杯，超大杯。
韦华： 如果一个芯片上面只有不到几百个晶体管的话，那就是MSI，如果是几百到几千个晶体管，一般就是LSI，而超过1万个晶体管一般就叫VLSI。
你们知道现在一颗芯片上面有多少个晶体管吗？大概几百亿个。哈哈哈，所以现在应该理论上应该叫VVVVLSI。
春秋： 特码的衣服加几个叉似的。
韦华： “IC 计划”升级到“VLSI” 之后，争论不休，主要的原因就是投入太大了，几亿美金起。之前的联电你们还记得投入是多大吗？
春秋： 900万。
韦华： 对。再之前“IC 计划”的投入是多大？
春秋： 1200万，其中建厂是600万。
韦华： 对，这次一下就要投几亿美金，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请出了一个科技顾问，IBM 的天才工程师罗伯特·艾凡斯（Robert Evans），就是给 IBM 发明主机的那个人。在 IBM 历史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工程师了。罗伯特调研完台湾所有的先进工厂之后说：“联电和工研院的示范工厂离世界水准还很远，技术太落后，无法竞争，必须要更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听到这句话之后，孙运璇当即拍板——又一次当即拍板，“VLSI 计划”就正式启动了。他们开建了第二座示范工厂。这次不做技术引进了，而是以自主研发为主，用的是 6 英寸的晶圆生产线。
当时的中国台湾还都是一些年轻人，因为过去到RCA 的那班人平均年龄才 28 岁，走到今天的话也都是三十五六岁的年龄，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计划，必须请到一个世界级的大人物来领导工研院。
春秋： 大家想一想，这么难、这么不容易，要这样的级别、这样的身份，这个大人物会是谁呢？